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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學觀念的變革從來是先由內因造成的，雖然這動因有時十分隱蔽。

文學作為文學，是由文學作品的流傳與接受而獲得生命。唐宋以前的文學，包括那些偉大作家的作品，固然為我們留下了不少千古絕唱。白居易的詩歌據說平民老嫗都能背誦，佛教的寶卷的宣唱，產生了文學的新形式，贏得了低層廣大的聽眾，但那些詩人們的詩作，主要還是在士大夫之間傳播，文學的主流是朝廷、士大夫們專有的詩文，流傳於民間的作品不算很多。到了宋代，詞的興盛向民間有所靠攏，勾欄瓦舍的演唱、娛樂，不管怎麼說，使文學走向了市民與下層，接受面較為寬廣。元、明、清時期的戲曲演出日益增多、改用白話寫的小說得到長足的發展，使它們擁有眾多的普通百姓與識文斷字的市民。雖然詩文仍然被奉為文學的正宗，但它們同過去一樣，只限於在宮廷、官僚、文人中間流行。隨著城市的繁榮與變遷，小說、戲曲的數量日益增多，這些廣為流行的文學樣式，形成了足以與詩文相抗衡的真正的文學潮流而激動於民間。

現代性的反思與批判是互為依存的，它們都指向傳統文化中的保守、落後的一面。現代性的文化反思與批判，引起了審美現代性的演變，新的審美話語的產生，文學文體的新生，新的文學觀念的形成。早在1840年以前，有識見的中國文人就已看到清王朝由盛世而轉向國運衰微和「衰世」的來臨，他們懷著一種憂國憂民的意識，奮力著述，痛陳社會弊端，要求改革政治。及至1840年之後，中國訂下了不少喪權辱國的城下之盟，喚醒了不少有識之士的自救圖強的願望，而把目光注向西方。人們介紹並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、聲光、電化、重學、開辦鐵路、發展礦務實業等，同時也要求政治、體制的改革；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，外出文化考察與西方文化的輸入，使得人們開始對世界整體局面有所瞭解和認識。各種社會勢力的鬥爭與權力的爭奪，發展到極其殘酷的地步。

梁啟超在《清代學術概論》裡講到：

「鴉片戰役」以後，志士扼腕切齒，引為大辱奇戚，思所以自湔拔；經世致用觀念之復活，炎炎不可抑。又海禁既開，所謂「西學」者逐漸輸入；始則工藝，次則政制。學者若生息於漆室之中，不知室外更何所有；忽穴一牖外窺，則粲然者皆昔所未賭也；還顧室中，則皆沉黑積穢；於是對外求索之欲日熾，對內厭棄之情日烈。欲破壁以自拔於此黑暗，不得不先對於舊政治而始奮鬥；於是以極幼稚之「西學」知識與清初啟蒙期所謂「經世之學」相結合；別樹一幟，向於正統派公然舉叛旗矣。

這裡十分生動地描述了一批有所覺悟的士大夫階層人物，見到外面世界的開化與進步後所持的清醒態度。開啟民智、救亡圖存那種深沉的憂患意識，正是中國近代這一階段現代性的主要內涵。19世紀末的維新派的文學革新運動所導致的文學觀念的更新，是由19世紀40年代前後詩文評的思想內在的變化所準備了的，文學自身的發展，已積聚了變革的深刻的動因，同時由於中西文化與文學的交流與碰撞，也就進一步促成了這一時期中國文學觀念和文學深刻的變化。

在雜文學的時代，中國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學家往往是一身而兼任的。因此，他們的政治主張常常包含了他們的文學觀念，他們的文學觀念也常常表達了他們的政治理念因素。龔自珍宣導的「尊情」說，表達了對家國不振的憂患之情。魏源則提出文外無道、文外無治、文外無學、文外無教，強調的是文與詩的治國教化功能。相同的意思黃遵憲在《人境廬詩草》自序中也說過：「詩之外有事，詩之中有人」。王韜廣泛接觸西學，改革之願望自然強烈，在文學方面，他反對模仿前人，提倡「自抒胸臆」，要表述詩人面向殘破家園的憤鬱之情。他針對桐城派的詩文說：

「余不能詩，而詩亦不盡與古合；正惟不於古合，而我性情乃足以自見。」今之所謂詩人，「宗唐祧宋以為高，摹杜範韓以為能，而於己之性情無有也，是則雖多奚為？」嚴復接觸的西學面甚廣、甚深，熱望科學、民主，用西學實用的目光，反對八股，痛陳弊端，批判過去的文化、政教典籍。在1895年，直接提出在此「救亡危急之秋」，就中土學術的使用價值來說，「曰：無用」。在《詩廬說》中說：「詩者，兩間至無用之物也。饑者得之不可以為飽，寒者挾之不足以為溫，國之弱者不以詩強，世之亂者不以詩治。」「詩之所以獨貴者，非以其無所可用也耶？無所可用者，不可使有用，用之失其真甚焉。」他對當時詞章的評價，極為激烈，認為詞章與經濟殊科，詞章不妨放達，故雖及蜃樓海市，恍惚迷離，但足可「移情遣意」，「得之為至娛，而無暇外慕」，所以「非真無用也，凡此皆富強而後物富民康，以為怡情遣日之用，而非今日救弱救貧之切用也」，但一旦賦予其「事功」，則「淫遁詖邪生於其心，害於其政矣。苟且粉飾，出乎其政，害於其事矣。而中土不幸，其學最尚詞章」。其「用」與「不用」之說，是很有見地的。